当时，在东海活动的潜艇中，有六艘o41型，其中一艘就是修复后的“海龙”号。

指挥“海龙”号的，仍然是萨非墨，只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上校了。

这个军衔，与他的职位显然不大相称。

按照传统，常规潜艇的艇长一般是上尉，即便是新式潜艇的艇长，也最多是少校，攻击核潜艇的艇长为少校或者中校，只有战略核潜艇的艇长才是上校。如果在常规潜艇部队混到上校，多半是某支潜艇分队的指挥官了。

只是，在第二次朝鲜战争后，军衔与职务不相称的事情并不罕见。

战争结束后，萨非墨有机会“上岸”、或者去核潜艇部队服役，比如与他同时晋升为上校的汪誉涵就上了岸，在南海舰队担任潜艇兵参谋长，还有两名稍晚一点晋升的艇长在进修两年登上了核潜艇。萨非墨没有高就，也没有转行，而是留在了潜艇部队，负责o41型的改进工作。

这个决定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只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如果他不去，就会有另外一名参加过战争、而且取得过重大战果的艇长去负责这件事。

原因很简单，o41型的改进工作直接关系到了中国常规潜艇的未来。

第二次朝鲜战争后，中国海军对潜艇部队的展方向做出重大调整，常规潜艇的地位大大降低。根据由徐褶涛制订的展规划，在未来二十年内，中国海军至少要建成三十艘攻击核潜艇，代价是不再展常规潜艇。

按照这份计划，在未来二十年之内，海军中的常规潜艇将6续退役。

问题是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

从长远展来看，核潜艇确实是理想选择，特别是在海军步入远洋时代后，只有核潜艇能够伴随舰队作战，而性能不尽人意的常规潜艇很难在远洋活动，甚至无力到达数千海里外的交战海域。

只是，短期内，常规潜艇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第二次朝鲜战争中的几场海战也证明，在近岸浅水区域，常规潜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。

至少在未来二十年之内，中国海军仍然是一支需要依托岸基航空兵的近岸海军。

更重要的是，建造什么潜艇，不但要考虑海军的需要，还得照顾国际市场，特别是那些希望从中国采购潜艇的盟友的需求。

要知道，第二次朝鲜战争，已经证明了中国潜艇的先进性能。

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，巴基斯坦就提出采购计划，希望通过采购与引进的方式，购买多艘o41型常规潜艇。

出售潜艇不是问题，只是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潜艇肯定得做一些改进。

比如在动力系统上，巴基斯坦军港缺乏基础设施，所以前两艘o41型没有配备aip系统，从第三艘开始才安装aip系统，计划在中期大修时，为前两艘加装aip系统。此外还得改进空调系统，适应在低纬度的热带海域作战；增添巴基斯坦海军的通信指挥系统，以便更好的使用。

这些外来需求，直接推动了o41型的改进工作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正是巴基斯坦，以及随后订购o41型的伊朗、委内瑞拉、埃及与阿联酋等国的外来需求，为中国海军提供了改进o41型所需的经费，并且让中国海军决定研制更加先进的常规潜艇。

外销的潜艇肯定与海军自己的有所差别。

比如在所有外销的o41型潜艇上，都没有配备电磁战武器，直到十年后，中国才以军火贸易的方式，向巴基斯坦出售了潜艇用的电磁武器，并且为巴基斯坦装备的八艘o41型修改了火控系统。

当时，中国海军在o41型上做的最大的改进就是配备电磁武器。

作为实战经验最丰富的潜艇艇长，萨非墨担任了o41型改进工作的战术顾问，负责为造船厂与潜艇设计所的工程师提供战术意见。

在这件事上，萨非墨花了两年时间。

虽然第一艘接受改进的o41型，也就是由他指挥的“海龙”号重新服役时，他已经是潜艇兵上校了，但是部队里的好位置已经所剩无几，萨非墨拒绝了周渝生的邀请，没有担任东海舰队的潜艇兵参谋长，而是回到潜艇上，再次出任“海龙”号的艇长，并且继续在东海舰队服役。

回到基层部队是萨非墨自己的选择，周渝生没有强迫他。

当时，也需要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艇长来现改进后的o41型有多强的战斗力，能够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。

按照周渝生的部署，“海龙”号担任的是前进反潜任务。

也就是说，“海龙”号没有留在预定的舰队作战海域，而是前出到冲绳群岛附近，监视过往舰艇，特别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。

这个任务既万分危险，又充满了机会。

只要萨非墨坚决果断，很有可能打响这场战争的第一枪。